全神教又称为

本辑题签：董天昊

一．

某次在商业大佬的家宴上，谈及南怀瑾，某位当代著名历史学者说：“某年某年我们见过，南先生人很好，很有个人魅力。”绝口不谈南怀瑾的学问。

前些日子因为上许知远《十三邀》而刷屏朋友圈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回忆他与南怀瑾的会面，也意味深长。

当年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得癌症后，曾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希望能治愈，殷海光还陪许倬云去找南怀瑾看残疾的腿。“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

这就是所谓的“南怀瑾现象”。

南怀瑾

南怀瑾被一些人视为国学大师、道家隐士、禅宗大师，而被另一些人看作高级策士、“野狐禅”、“江湖骗子”。

所谓“南粉”及张口闭口“南师”者，多为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无知者，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大多数人对其不甚以为然。

知名学者张中行就曾公开撰文痛批南怀瑾的代表作《论语别裁》“让人哭笑不得”，原因有三：一是迷信孔子的学说；二是南氏的解说只要义理、辞章，不要考据；三是有一些解说不管语文规律，高兴怎么讲究怎么讲。

南怀瑾著《论语别裁》

张中行称南怀瑾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可谓“前无古人”，举例《论语别裁》在讲《八佾》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时，不信通假甚至不知通假，把通“无”的“亡”读为亡国的亡；《学而》篇“无友不如己者”，一般解作“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南怀瑾解释成了“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

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说南怀瑾“他也就是在读了儒、佛、道三家的一些著作之后写了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已”，南怀瑾值得佩服的一点是，他有勇气讲出他自己思考过的东西，“他未必懂，但是他思考过”。

给南怀瑾著作挑刺的学者们，实在是会错了意。南怀瑾决不以学者自居，甚至非常小心地避免与其他知识分子产生学术上的交集。

二．

青年南怀瑾

1949年，南怀瑾初到台湾，集资在台湾北部的基隆开“义利行”船运公司，买了三条机帆船，航行于琉球和舟山之间运货贩卖。一个大有前途的商业经营，可是后来国民党的军队从舟山撤退时，征用了他赖以为生的三条机帆船，使他血本无归，一夜之间沦为负债累累的穷光蛋。

两女两子嗷嗷待哺，一家人挤在瓦可漏月、门不闭风的陋巷小屋里。最窘迫时一度靠典当衣物为生，走投无路的南怀瑾重新拾起年轻时在四川游历所积累的汉密、藏密杂学底子，煮字疗饥，著书为稻粱谋。

右手执笔写书，左手抱着幼子，双脚还要不停地推着摇篮，以防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哭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毅力完成了《禅海蠡测》《愣严大义今释》《楞伽大义今释》。

书出版了，却一本也卖不出去。后来一个商人出钱买了一批，谁知这个商人原来是个肉商，把书买回去拆了包肉用。

在 1950 年代的小城基隆，知识变现尚无买方市场。

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复苏，文化氛围的逐渐形成，关于南怀瑾早年的传奇经历开始口耳相传：

1918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涉猎广泛，喜欢寻访高人隐士。抗战期间离家入川，在军校任教，期间被青城山的大居士袁焕仙收为弟子，后辞去教官职务，到峨眉山闭关修行三年。出关后即继续修道参禅，九年后离开四川到云南大学讲学，1949年赴台。

南怀瑾俨然成为一个传奇的隐士，邀请他讲学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渐渐的越来越多。而频繁受邀讲学，又让南怀瑾开始吸引更多听众，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也越来越多。

南怀瑾著《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但这样的口碑传播，还不足于使信仰生意扬帆起航，还需要一个大人物背书。

1956 年，南怀瑾经人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干将之一，台湾航运业大佬杨管北。此时杨已称病退出一线经营，在家中辟出奇岩精舍，潜心研究养生打坐法门。这位江湖大佬对小他十余岁的南怀瑾执弟子礼，并成为南怀瑾最初和最重要的供养者。

在杨的大力推介下，南怀瑾的传法开始吸引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已经退居二线的国民党大佬。南时常带领他们远赴香港大屿山闭关修炼，越来越多大佬的背书又进一步增加了南怀瑾的光环和能量。

1963年，南怀瑾辛苦积累的声名终于引起了当红人物张其昀的注意。张其昀被称作“陈布雷第二”，是彼时蒋家父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管家，自50年代以来，便极力推动台湾的儒学复兴运动，自创以儒学为中心“全神教”，开办华冈学园（日后的中国文化大学），网罗各色传统文化谱系的人物为己用。

中国文化学院教书的南怀瑾

南怀瑾借此得到了破产后的第一份正规工作：中国文化大学研究所教授。凭借大学教授的身份，小学肄业的南怀瑾彻底洗脱了江湖游士的形象，更由此从退隐大佬的圈子晋阶至当红少壮人物的圈子，成为自由游走于江湖与庙堂之间的特殊人物。

进入1970年代，以保钓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着台湾大学院校的平静，以蒋经国头号亲信王升为首的情报政工力量，开始介入大众文化与公共舆情议题管理。借助与王升干将萧政之的密切关系，南怀瑾得以进入王升的小圈子。

1974年，蒋经国宣布“十大建设”的政绩工程，南怀瑾也提出了“200 年国运论”，庄严预言西方文明当衰，中华文明当兴，转折年份在 1984 年（后改为 1987 年），之后“兩百年的大運，將來比康乾盛世還好！”显然有烘托经国接班盛世气象的用意。

不再只是服务于大人物，开始涉足宏大的信仰构建，多少有了些帝王师的气象。

南怀瑾于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大会后与众人合影留念

1979年，受中美建交等事件冲击，蒋经国指示王升成立了刘少康办公室，主抓反大陆统战。南怀瑾的“东西精华学会”也搬迁至天子侧近这个超脱于监督制衡的临时性机构所在的信义路，为王升、马纪壮等刘少康办公室核心人员开设了“特别班”，讲授《阴符经》《战国策》《史记》等古籍中的帝王学智慧和各种养生功法。

这无异于国师行径，难免引起特务出身的蒋经国的猜忌。更何况蒋经国爱将王升系的过度弄权和1985年爆发严重的“蔡辰洲十信弊案”，都促使蒋经国决心瓦解和清算相关的首脑人物。所以重要涉案关系人南怀瑾，在军情头子沈之岳的提醒下，抓住调查尚未正式立案的时机，急忙飞往美国避祸。

1987年南怀瑾结束旅美生涯，移居香港，抓住蒋经国执政后期实施的政治解严和两岸因之而逐渐恢复交流的早期有利时机，以香港为大陆境外最近据点之便，积极展开对大陆学界、政界、乃至工商界广泛人脉的拉拢和多边资源的巨额投入。

在当时大陆地区正处于急需外界大笔资金的改革开放前期，南怀瑾以空前的大手笔祭出敲门砖：与中国政府合作，共同出资修建从金华到温州的铁路。

又进一步成立了“光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亲自担任董事长，籍此展开对大陆地区数十所重要大学的文化研究经费之奖励和补助。

此时，南怀瑾过去所撰写的各种著作，立刻大量在大陆被出版和讨论，特别是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迅速激起一股“南怀瑾热”。

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两岸密谈。

左二：杨斯德；左三：苏志诚；左五：汪道涵；右三：南怀瑾；右一：许鸣真

与此同时，南怀瑾在香港期间接触到了正在寻找对台工作渠道的故交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亲历王升反统战工作所获得的见识，反而使得其在这次统战工作中如鱼得水，掌握主动，成为这一阶段两岸谈判的牵线人。

借助这四年多以来与两岸高层对等沟通的地位，南怀瑾已初步建立起在大陆的顶级关系网络，确立了文化领袖的崭新形象。在追随者提供的资本支持下，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思想文化领域，俨然成为中华复兴大蓝图的谋划和布局者之一。

一大批大陆政商学界的顶尖人物成为其忠实追随者，乃至邓英淘、孔丹、陈小鲁等干部子弟也汇聚于其门下，被其戏称为“小项羽帮”。

三．

南怀瑾有无学问，其实是个伪命题。

真正的关键在于，会错了意的学者们和南怀瑾原是迥然有别的两种人，所做的学问更压根不是一回事。

过去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现在读书人“学会数理化，卖给资本家”，南怀瑾“合作帝王家，指点资本家”。

南怀瑾曾写过一个首《狂言十二辞》：“以亦仙亦佛之才，处半鬼半人之世。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具侠义宿儒之行，入无赖学者之林。挟王霸纵横之术，居乞士隐沦之位。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

南怀瑾是姚广孝和刘伯温两者混合的现代版奇人。

不管南怀瑾是否是“国学大师”，但国学大师绝不可能成为南怀瑾。

本辑题签：董天昊

董天昊

职业画家，浙江湖州人，现生活于杭